自然环境变化的太快，人体基因进化太慢

富足的生活来得太匆匆，而饥馑的记忆还留在身体里。一种慢性疾病的蔓延，是生活方式与遗传素质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几十年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给我们的身体留下的印痕。
1992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贾雷德?戴蒙德在《自然》杂志上撰文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糖尿病将引发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戴蒙德的这个预言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他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还是曾获普利策奖的科普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
如今，“戴蒙德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中国成为糖尿病第一大国。现在互联网上充斥着有关糖尿病的无法分辨对错的信息，还有各种各样的糖尿病“之友”“联盟”“群”之类的网站，糖尿病成为一个社会的流行病。

“可口可乐化”的生活毁了健康的身体

常常出入高档酒店开会、吃饭的生于50、60年代的中年人由于少年时经历过吃不好甚至是吃不饱的生活，面对满桌的珍馐佳肴，一些出身于贫困普通家庭的年轻小伙，难以抵挡诱惑，一顿能吃三大碗饭。慢慢地，一年内，他们的腰围就增加10厘米甚至更多。

当全国还有很多地方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时，远在黑龙江的大庆人却因当地盛产石油而提前进入了小康。那时候，大庆人顿顿有肉吃，每天吃完晚饭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种令人羡慕的生活，使当地很快就出现了很多胖子。时任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的潘孝仁就断言，用不了5年，大庆就会进入糖尿病高发期，而大庆的境况，将预示着未来20年中国人的生活图景。

《舌尖上的中国》：饥饿之国向饕餮大国的进程之旅

在所有的生活方式中，饮食是与糖尿病关系最密切的因素。2012年，一部名为《舌尖上的中国》的电视片火起来，正是由于它契合了中国二三十年来社会生活的急速改变，体现在它从一个吃饭需要粮票的国家膨胀为一个饕餮大国的进程。在吃喝上的奢靡之风盛行，以至于需要官方出面发起一个“光盘行动”。

 “吃得多”、“吃得好”、“吃得精”是造成糖尿病流行罪魁祸首

中国疾控中心(CDC)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对1989年到2009年中国人膳食营养素摄入状况及变化趋势进行的研究显示，20年来，在居民饮食结构上，动物性食品及脂肪的摄入量迅速增加，而谷类食物消费量不断下降。

在食品与粮食生产和供应进入全球贸易体系后，不仅各种含糖饮料、西式快餐食品、加工食品大量涌入中国，而且食用油、糖类、肉类都变得廉价可得，精米、白面广泛地取代了粗粮。比如，在针对上海女性进行的一项食用精白米与糖尿病危险性的研究中发现，每天使用50克糙米代替精白米，可使糖尿病发病危险性下降16%，这是由于糙米仅经过最基本的加工，引发的胰岛素反应较少。

亚健康群体：“久坐一代”的流行病

由于工作忙、熬夜多，亚健康群体很难做到像医生说的那样严格忌口、节食、锻炼，因此维持血糖稳定也遇到一些困难。以中国的医生为例，他们不仅处于富裕阶层，而且还懂得医学知识，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群体，也难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美国，是穷人得糖尿病的多；在中国，是富人更容易得糖尿病”，李光伟分析说，但这里的“富人”要打引号。美国的有钱人注意饮食健康，流行打理家务、去健身房锻炼，把身体练得精瘦，得糖尿病的也自然少。而经济状况较差的美国人为了省钱，吃便宜而高热量的食品，也没有钱去锻炼，所以大胖子多，得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也就多。

童年“节俭基因”记忆越深老年患糖尿病风险越高

1960年代，美国遗传学家尼尔首次提出“节俭基因”学说。他认为，人类祖先曾长期生活在食物匮乏中，生产力低下与人口过度繁殖导致饥荒频发。因此，那些具有“节俭”适应性的能力、可以最大限度地将食物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的人，才能更容易生存下来。因此，这些具有节俭基因的人，原本是自然进化的胜出者，但是在稳定富足的现代社会，却因为更容易囤积脂肪而患上糖尿病。

节俭基因可以用来解释瑙鲁的现象：贫穷而又勤劳的岛民祖先把节俭基因一代代传给瑙鲁人，当外来的西方生活方式被带进岛上的时候，瑙鲁人身体里的这种基因一时无法适应突然降临的富足生活，而欧洲人则由于早已习惯了现代生活方式，节俭基因在他们体内已经逐步消失了，所以同样的生活环境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糖尿病。

实际上，虽然节俭基因的假说很有吸引力，但科学家花了很大力气来寻找这种基因，却一直不很成功。1998年，《柳叶刀》杂志发表一篇文章称，科学家对出生于1944-1945年间荷兰饥荒时的一批人做了研究，结果发现，与之后一年食品供应正常时出生的孩子相比，这个人群在成年后更容易发胖，并伴随有胰岛素抵抗和餐后血糖升高。这就是著名的“荷兰饥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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